社会学家迪莉娅·巴尔达萨里(Delia Baldassarri)研究了让我们感觉不同的身份是如何让我们走到一起的
今年夏天，《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一篇头条文章问道:“党派分歧大到无法弥合吗?”2020年，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的一则报道宣称:“‘伙计，我受够了’:当政治撕裂家庭和友谊时。”2016年，《洛杉矶时报》一篇文章的标题是“民主党和共和党选民的分歧达到了一代人以来的最高水平”。
从过去几个总统选举周期的新闻机构中，人们可能很容易得出结论，美国在政治上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事实上，本月早些时候，《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发表了一篇文章，概述了美国人在购买从早餐麦片到运动鞋等产品时的党派分歧。我们孤立地生活在党派社会“泡沫”中，只在与我们投票方式相同的人中间寻求交谈和友谊，这已成为老生常谈。
然而，这种看法忽略了许多广泛的国家共识。例如，美联社/NORC今年春天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大多数美国人对作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有许多共同的核心信念。”更具体地说，调查显示，约90%的美国成年人认为“投票权、受法律平等保护的权利和隐私权对美国的国家认同极其重要或非常重要”。
纽约大学社会学家迪莉娅·巴尔达萨里对这种脱节并不感到惊讶，她研究政治两极分化多年，并撰写了关于其“令人费解的悖论”的文章，强调了专家们夸大这一现象的倾向，调查数据显示，大多数人在他们的网络中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态度。
贝尔达萨里说:“当我们询问他们的亲密关系——他们谈论重要事情的人——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在他们经常交谈的少数人中，至少有一人是反对党的支持者。”
在泛泛之交中，大多数受访者表示，有30%到50%的人与自己的政党立场不同。
纽约大学社会学家Delia Baldasssarri说
她补充说:“因此，普通美国人生活在一个多元化的环境中，不得不与持相反政治观点的人打交道，而不是像媒体所描述的那样生活在回音室里。”
最近，巴尔达萨里把她的注意力转向了“与党派格格不入”——大量的美国人，他们觉得任何一个主要政党都不能完全代表他们。
巴尔达萨里解释说:“我记录的不适应者可能是那些认为自己是温和派的人，也可能是那些认为自己是独立派的人——独立派几乎占人口的50%——或者是那些受到交叉压力的人。”这意味着他们持有一个政党的一些典型观点或身份，而另一些则与另一个政党有关。这些人可能在经济上进步，但在道德问题上更保守，或者相反。所以我所做的就是记录那些不容易被归类为民主党或共和党人的人的日常挣扎。”
巴尔达萨里还研究了美国以外的投票行为，他说，事实上，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典型政治信仰只有有限的一部分人以“一致和连贯”的方式持有。
在今年秋天的总统大选之前，纽约大学新闻采访了巴尔达萨里，讨论了将我们分开的力量，我们的多重身份如何帮助我们找到共同点，以及政党可以做些什么来更好地反映选民的不同观点。
你曾写道:“当人们把政治挂在袖子上时，民主就处于危险之中。”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或者你能举出一些例子吗?
民主政体和专制政体的主要区别之一是，在专制政体中，政治往往渗透和控制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些政权中，公民需要与政党或执政领导层接触，以便找到工作或住房——我们通常认为这些事情不会直接来自政治。
在我看来，民主的美妙之处在于，至少在理论上，生活的许多领域没有被政治渗透。因此，当我看到政治在生活的许多领域(如约会、消费习惯或工作申请)变得极其重要的迹象时，我有点担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把政治挂在袖子上可能是一个负面信号。
如果我们根据人们的政治立场来判断他们是否可能是熟人、朋友或约会对象，而不是根据通常驱动人际关系的其他标准来判断他们，或者如果我们根据他们的政治立场来判断合作者或同事，而不是根据他们的生活技能，我们可能无法维持一个完全整合的社会生活。
这让我们更难与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交往，也更难看到我们自己政党之外的人的优点。我并不是说公民参与或投票不重要。我想说的是，党派之争不应该影响政治领域之外的行为，尤其是当我们谈论在日常生活中评判他人的时候。
按政治分类与按宗教、地理或你提到的其他特征分类有什么不同?
每个人都有多重身份——例如，性别、种族、宗教和生活方式。许多人不会基于这些类别来刻板地归类于任何一方。例如，许多移民比非移民更虔诚，但他们也不太可能富有，更倾向于依赖福利国家。如果我们考虑到他们的社会人口统计，许多人不会轻易与一个政党或另一个政党相匹配。
但是这些交叉压力让我们团结在一起。你可能在政治的两边都有富人或宗教人士，因为他们的身份可能不会影响他们的投票决定。然而，如果一开始就把我们分开的是政党认同，那么我们就会开始认为其他所有社会人口统计都是无关紧要的，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最终会分裂。
如果正如你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大多数人不容易划分为共和党或民主党阵营，那么，为什么媒体上有那么多关于党派分歧的报道呢?对两极分化社会的刻板描述甚至出现在小说作品中，比如电影《内战》。
假设你是一名记者，报道教育政策。你会更成功地报道家长们为禁书而争吵的家长会，还是其他数百场家长会，家长们只是试图解决公共教育的基本需求?你可以将同样的逻辑应用到记者在美国报道事件的许多其他领域。它更有利可图。人们点击谈论分裂的文章比点击没有分裂的文章要多。
记者有动机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以推动他们将国家描述为不断分裂的议程。举个例子，我觉得很能说明问题，《纽约时报》几年前做了一个实验，拍了人们冰箱的照片:50个拜登的选民和50个特朗普的选民。然后他们要求人们根据冰箱里的东西给别人的政治观点分类。结果是，人们无法从冰箱里的东西来判断别人的政治立场，时报在关于分数的报道中承认了这一点。但编辑们还列出了“拜登冰箱的重要细节”和“特朗普冰箱的重要细节”。所以他们继续强调那些分裂我们的事情，即使在没有明确证据的情况下。
当有大量证据表明一个国家可能没有那么分裂时，我们是如何做到媒体不断地复制一个严重分裂的国家的形象的?其中一个结构性原因是有线电视的出现，它实际上使任何新闻来源与中间人群的联系变得不那么重要，相反，它变得极其重要，不仅对福克斯新闻，而且对其他媒体，如MSNBC和CNN，迎合党派观众，培养党派观众，就福克斯而言。
克尔斯滕·邓斯特在《内战》中。图片来源:A24提供。
从结构的角度来看，另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是政治的国有化。关于政治的报道，以及政治辩论的结果，总是在国家层面，即使我们谈论的是地方或州长层面的选举。媒体不怎么报道选民在当地的具体需求，而只报道全国性的辩论。
这与许多地方报纸消失，广播电台更倾向于培养关注国家政治而不是地方问题的听众这一事实有关。
这两种动态确实促使媒体不断地制造出一种极端刻板的对立党派形象。
许多人担心，在今年的总统选举之后，两党之间的敌意可能导致暴力。在你目前的研究中，有没有什么东西指向一个对未来更有希望的愿景?
首先，事实是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政治而放弃社会关系。大多数人无法改变居住地，搬到政治上更友好的地方。他们不能仅仅因为身处一个人们不认同自己政治观点的环境而辞职。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结构性的约束使我们处于这样的环境中，我们不断地面对那些与我们信仰不同的人。
这是积极的，因为了解党派外的人使我们的思想开放，保持一定程度的宽容。它让人们意识到，并不是每个共和党人或民主党人都是极端的人——大多数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实际上在他们的观点上是相当温和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太关心政治。因此，即使偶尔遇到与我们不同的人，也可能会大大减少我们的刻板印象。
第二，即使国民对在野党议员有负面倾向，政治也不太可能立即出现。因此，当我们遇到新朋友时，例如在休闲活动中——在一场足球比赛或一场音乐会上——我们不一定会透露我们的政治观点。因此，新的关系可能会形成，只是后来，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在某些政治问题上是对立的。但是，通过建立基于其他共同点的纽带，我们可以克服这些差异，仍然一起出去玩。
最后，今天与个人相关的身份的数量正在增加。这意味着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易地融入一个或另一个群体。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实际上可能迫使政党接触现实，重新审视他们在一些问题上的一些极端立场。
简而言之，我认为，虽然政治精英肯定是分裂的，但普通人不会轻易划分为共和党或民主党阵营。无论是因为他们的社会人口统计资料，异质的社会网络，还是跨领域的政治偏好，很少有人符合典型的民主党或共和党的描述。
你们已经证明，公民并不一定像我们被灌输的那样存在分歧。根据你的发现，你希望有什么改变吗?
美国的政治两极分化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政治和经济动机的结合导致我们出现极端观点占主导地位、妥协几乎不可能的局面，这不会因为我们意识到政党和公民之间的差距比我们想象的要大而改变。
然而，作为学者和公民，有一件事我们应该考虑:通过不断关注极端党派的人口群体，我们促成了这种误解。我认为我们应该停止这种简单的“我们对他们”的叙述，而是记录公民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紧张关系。我们应该强调选民和政党之间的差距，并将注意力转向政治分裂的真正原因，包括利益集团的权力、媒体分裂、不平等加剧和政治国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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